“红区”里的白衣战士：在生与死的火线

重症隔离区是感染风险最高、最危险的区域，这里收治的都是重症和危症患者，这里是生与死角斗的火线，这里也被称为“红区”。呼吸与危重症科医生王峰、外科重症科医生李立斌、重症科护士张双圆，三位白衣战士来自天南地北，却因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，汇聚在战疫红区，以仁勇为盾牌、以术业为刀枪，用责任捍卫拯救病人的防线。

“没有飞机大炮，拿着红缨枪照样杀敌”

从接到北京朝阳医院的通知到集合出发，不过三个小时。王峰还来不及准备，就已随同北京援鄂医疗队踏上了去武汉的战“疫”之路。

这种紧迫感，反而让王峰感到踏实。“我是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大夫，专业对口，去了会有用武之地。如果不让我去，心里肯定不舒服。”

武汉协和医院里，王峰和同事正一起查房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时间不等人。医疗队抵达武汉后，就要迅速投入战斗。王峰虽然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，但随之而来的难题，让他和队员们有些措手不及。

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只符合最低限度的院感防控标准，怎么办？医护人员需要制定严格、周密的防护流程。王峰与队员们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在酒店反复实操，以确保穿脱防护设备、进出隔离区的每一道环节和每一处细节都能铭记于心。“新冠肺炎传染性强、致病率高，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。”王峰说，自身防护容不得半点马虎，稍有疏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医疗设备未到位，眼前又是急需治疗的患者，怎么办？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上！王峰在为一名已上呼吸机患者实施中心静脉置管术时，因缺少超声定位等辅助设备，只好选择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术，通过骨性标志定位，徒手操作。这要求王峰要时刻保持高度专注，但厚重的防护设备却带来不少麻烦。“外科手套会影响手感，雾化后的护目镜如同在暴雨天开着一辆没有雨刷器的车。”一场手术下来，王峰的内衬衣能拧出一滩汗水。

王峰正对危重患者进行中心静脉置管操作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防护设备短缺，这个难题怎么破？为节省防护服，王峰和队员们需要减少如厕。他们通常在工作前5小时就停止饮水。以防万一，有的队员还穿上了成人纸尿裤。工作初期过膝腿套不够了，队员们就地取材，用两层医用垃圾袋替代。“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，很多人担心前线物资匮乏。”王峰说，战役之初有些物资暂时没有到位，但是我们不能“等、靠、要”，必须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投入战斗。医用垃圾袋是可以满足最低限度防护标准的，而且成本低，能够减轻战时后勤补给压力，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的方法。

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王峰和队员们沉着、冷静地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难题。他说，战时状态不能过分计较物质条件。“打仗不是必须要有‘飞机和大炮’才能冲锋，疫情当前，人民需要我们，国家需要我们，我们不能退缩，拿着‘红缨枪和大刀’也要上阵杀敌。”

陆续抵达的物资和增援力量，点燃了王峰和医疗队员们的斗志。他们说，“这场仗赢定了！”

“我是老兵，危险的工作我先上！”

54岁的李立斌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重症医学科主任，从医36年，曾参加过抗击“非典”的一线战斗，是一名久战沙场的老兵。在电视里看到与新冠肺炎搏斗的前线战友累倒在地的画面后，他坐不住了。话别妻儿，驰援武汉，相隔17年，他再次站在抗击疫情的暴风眼。

踏入武汉的那一刻，他便私下和医疗队长王伟林约定，“不要让年轻人冒险，我是老兵，有危险的工作，我先上！”

李立斌和同事讨论病例和治疗方案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李立斌的战场是武汉协和肿瘤中心院区唯一的危重症病房。但当他们看到病房后，全都傻了眼。“这原来是一个骨科普通病房，设施与危重症病房要求完全不同。”这可急坏了李立斌。要知道，正常改建危重症病房需要半年到十个月的时间，而武汉等不起。

医疗队与各方负责人想尽一切办法，才勉强为部分病房安装了排气系统，其余的则通过使用空气净化器、消毒机等设备降低病房空气浓度。“这已经很不错了，不少医院的条件比我们还差。”李立斌意识到疫情来得太突然，所有人都来不及准备。